以犯罪为视角看待市场经营行为容易造成侦查立案错误【杨佰林】

公安机关和检察院作为我国的犯罪指控机关，其追诉犯罪的职能决定了其一定的动力定型，对于侦控犯罪具有天然的有罪、罪重的办案倾向，反映在在经济犯罪中，就是容易忽视经济犯罪是从市场交易、经营、融资等市场行为转化而来的特点，不能平等对待市场经营事实，容易只从犯罪的角度看待经营事实。

在侦查过程中就是只注重对犯罪嫌疑人有罪、罪重的证据和事实的收集，对无罪、罪轻证据和事实则重视度不足，在案件经过初查已经立案的情况下，情况更是如此，侦查过程围绕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有罪和罪重的方向和范围展开，如果遇有与立案方向不符的，或对立案定性不利的证据和事实，侦查机关可能会绕过、不去直面面对，甚至即使取得了此类证据材料也会装订入侦查卷。负责审查起诉工作的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往往也会将审查案卷的重心放在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和事实上，在捕诉合一的案件中，公诉机关提前介入，直接对证据收集范围和侦查方向提出检察院的意见，来引导侦查取证，其有罪、罪重的倾向就更加明显。如犯罪嫌疑人在多次供述中，前面几次不供认，不承认犯罪，仅有其中一次或两次是认罪的供述，那么有罪供述的这一份或两份笔录就成为案件的有罪证据，就会被认为“已经够了”，无罪的供述往往不被重视，既不去调查，也不去核实，无罪辩解的理由往往被忽略。公安在结案，检察院在起诉意见中会只记录犯罪嫌疑人“认罪”的供述，对犯罪嫌疑人不予认罪的供述和辩解则直接不提，或一笔带过。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对于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证据难以在案卷中全部体现，只能通过辩护律师主动申请调取。这一做法同违反了刑事诉讼法收集证据要“客观、全面”的规定。

对事出有因的违约行为．只要存在“欺诈”情节的，不论大小，不问该“欺诈”程度高低，不区别民事欺诈与诈骗的区别，对“欺诈”进行提升和拨高，按合同诈骗罪进行处理，大量的民营企业在融资过程中就经常会遇到此种情形。如甲公司与乙公司联合开发某房地产项目．期间．甲公司下属的丙公司需要贷款3000万元．甲公司出具书面函件委托乙公司担保．乙公司接受了这一要求．为丙公司贷款向银行提供了担保。后来．甲乙两公司在合作过程中因利润分配发生争议。在3000万元贷款到期时．丙公司未能还款。乙公司要求甲公司还款．甲公司不予理会。贷款银行就此民事起诉担保人乙公司．乙公司被判承担连带责任，乙公司到公安机关举报甲公司合同诈骗罪。对于该案，某地基层公安机关以合同诈骗罪对甲公司负责人进行立案侦查。这种案件的主要理由就是函请举报人乙公司提供贷款提供，被举报为“诱骗”，而甲公司经营中存在的弄虚作假情节的经营手段和内容被举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并在同意做担保与甲公司的“欺诈”之间建立起联系。

这类案件具体案件内情可能千差万别，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刑事举报人起初向银行提供担保时，促使举报人做出同意担保决定的情形还未到来，而是举报人的一种预期，一种判断；而促使举报人咬定当初同意担保是被“诱骗”的情形却已经到来，也即当初预期和判断的破产，在本案中就是双方在利润分配上发生纠纷，乙公司的预期未能实现。

此类案件的同意担保，类似于民事上附期限的民事行为，或附条件的民事行为，但无论是附期限的民事行为，还是附条件的民事行为，它们都是市场才能决定的内容，属于市场经营的结果，不是法律所能决定的，不属于刑事法所能管辖的范围。除非一种情形可以考虑诈骗，即有证据证明是被举报人（如本案的甲公司）故意使乙公司的预期和判断不发生。的确，在有的诈骗案件中，这种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发生纠纷后，该案的乙公司是以此倒推，要求经侦部门对自己同意作担保是因为被“诱骗”刑事立案，这是错误的，因为，造成乙公司“陷入错误认识”的不是“虚构事实”中的“事实”，这不是甲方虚构的事实，甲方没有虚构，而仅是一种市场预期，而且还是乙公司自己的预期；乙公司也没有“陷入”错误认识，而是乙公司自己的判断，是乙公司自己市场投资决策上的失误；乙方担保的贷款与甲乙双方的房地产合作经营也不存在直接关系；造成乙方预期不能实现的原因可能是错综复杂的市场多种因素所致，总之，公安机关不应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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