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推定在经济犯罪庭审中的问题探析【杨佰林】

在口供中缺乏主观认罪的情况下，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的主观要件事实的证明，公诉机关负有证明责任。在证明困难的情况下，主观推定就成为替代证明的办案方法。但是如何进行推定，如何保证推定事实的正确，如何在法庭上论证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的推定过程和推定理由，法庭如何认定推定结果，以及应否及如何在判决书中对推定过程予以描述，这一切目前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都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这也是目前经济犯罪案件在主观要件事实证明问题上的现状，基本上属于空白地带，而且多个方面的空白，十分值得研究。立法上的空白导致了司法实践中的欠缺，用推定而不是用通常的刑事证明方法来完成主观要件事实的证明，这一过程是如何完成的，目前在庭审和判决书中基本上都是空白的。大多数经济犯罪案件，案件只要移送到法院，主观方面似乎就已经定案了，庭审中很少见到公诉机关单独对主观要件事实进行证明和论证，尽管它是核心的犯罪构成要件，尽管它属于法定应当查明的事项，这一现象已非一日，并且很少受到质疑。至于主观故意的“推定”则更加讳莫如深，“主观推定”一词在庭审过程中不会被提及，于是法庭也就心安理得地认为是自然的了。但是，这应当是、分明是经济犯罪案件中的一个重大的误区。明明使用的是推定的方法，明明是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主观推定这件事是发生和形成在庭审中的事实，然而奇怪的是庭审中从头到尾却难以见到对推定的任何调查和论证，基础事实如何，推定事实又如何，如何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都缺少论证甚至根本没有论证，即使庭审中被告人和辩护人就此提出反驳和辩解，通常也得不到回应，“不接招”，或回应不了，最后往往不了了之，然而判决书中仍然照写不误，直接采取下定义的方式行文，“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这两个“纲领性”的定义，突兀，牵强，给整个案件就定下了调子，由此也就成为了统领整个案件证明体系、统领整个刑事判决的“案眼”。

试想，如果拿掉这两个定义之后，情形会是什么样子？那么整个案件就很难想象了，整个案件的证明体系也将崩塌，由此可见，如果庭审中缺乏对推定的基本论证，如果对基础事实和推定事实在整个庭审中根本不调查不论证，对反驳不回应，然后就直接下判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明知”，那么按常理说，这个证明体系是脆弱的，是无源之水。但是在现有的司法环境中，在现有的模式中，这一问题已经积重难返，一定角度上人们已经见怪不怪，或感到根本无力改变。但对辩护律师来说，这里应当存在着一些机会。庭审和判决书中对主观推定不说理、不论证、不证明、完全缺乏证明过程，彰显出的是一种武断，是不“审”而“判”。无论法律还是法院，对任何一个构成要件事实的证明，依法都应当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定充分，并排除一切合理怀疑”，既然作出了主观故意事实的认定，就应当把主观故意的事实证明在法庭。属于推定主观的，就应当把从基础事实到推定事实的推定过程和推定理由证明在法庭，充分予以说理和论证，要明确无误地把如何推定的理由和过程告知被告人和整个法庭，因为被告人有权知道，并允许被告人和辩护人充分地反驳。

就目前而言，被告人应当坚持要求法庭告诉他，他被推定主观故意，推定理由、过程是什么？法庭是否采信？法庭如何认定推定事实？

主观推定不仅涉及到程序问题，也涉及实体认定问题，庭审中不调查，不证明，不论证，判决时直接加上这样的两个定义，在程序上有违法之嫌，既没有履行法定的刑事证明职责，也间接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在实体上直接据此定罪量刑，则侵害了被告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