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人证及取证方向有不同特点【杨佰林】

普通刑案中的人证通常包括如被害人、证人、知情人等，除被害人外，证人和知情人一般是对自己所知、所见的事实提供证言，而目击证人则是重要的证据来源，能够帮助侦查人员还原案件发生的本来面目。知情人和证人的陈述，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加入自己的意志和偏向的，基本上能够符合事实本来面貌。侦查人员找他们作证的出发点是要查明案情，是要查明案件事实客观上是如何发生的，因此通常并不存在朝着某一既定方向办案的目的，那样也很危险，可能会酿成冤假错案。由于普通刑案中的证人通常是案件的“局外人”，并无利益关涉其中，因此能够比较客观地提供证言，其客观真实性比较高，目击证人的证言有时还能赶到定案的作用。

而经济犯罪案件对人证的调查取证有所不同。

首先，经济犯罪中的证人和知情人，可能正是涉案经营、交易、融资、项目、非法集资等事项的参与人，本身是案件的直接参与人，个人与案件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他们会从自己利益的角度提供证言，这些人中可能正是从过去的合作伙伴反目成仇的，举报方可能就是曾经的合同方，证人方可能是曾经的关联方等等，由于利益不能平衡导致一方举报而案发。这些人在案件发生、发展、演化过程中，都可能参与其中，对事情的来龙去脉心知肚明，其对侦查机关所做的证言会不自觉地附带上自己主观上的意志。

其次，经济犯罪案件的发生通常不是突然发案，而一般有着发生和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案件的参与人不仅相互之间会沟通与交流，彼此的观点和看法会相互渗透而趋同，没有的方面会被“补强”，这与证人只能独立、客观提供证言的原则相违反。除自己一方外，他们还可能直接与相对方行为人交涉，交涉过程又会发生主观看法上的增减或好恶，如此一来，他们在向侦查人员作陈述的时候，陈述内容，已经丧失或部分丧失了客观性。

有时，在举报之前，双方可能会有多轮交涉与谈判，做双方自行解决和“了断”，如果最后差距巨大行不通时，或发现行为人一方已经丧失归还可能或丧失归还能力时，另一方就会决定刑事举报。从这一点上看，经济犯罪案件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并不是全由刑法说了算，因为如果和谈成功，则刑案不会发生，也就等于本案不存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了，这样分析下来，的确有一点悖论的味道，犯罪成立与否是由举报人是否刑事报案决定的，而非由刑法所决定，甚至可以说是由举报方的财产心愿是否被满足所决定的，司法现实中相当一部分经济犯罪案件的现状就是如此，这是客观事实。在此类谈判解决纠纷、和解平衡利益的案件中，犯罪学和刑法学都失效了，经济犯罪的这一现象事实上值得作深入研究，也是经济犯罪律师应当高度重视的。相反的一面，一旦刑事举报，则原经营过程中可能是民事上的“欺诈”（纯粹诈骗等除外，再次赘言）、夸大和缩小、隐瞒与虚构情节就会被“按照刑事法条解读”，就会被放大，就会被推定。由上述分析可见，市场经济中“私法自治”有其固有的土壤和合理性，在“私法自治”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当事人双方自己能有效地阻断国家司法权的介入。

再次，对经济犯罪证人和知情人的调查取证虽然同样要求客观，不得作推断和猜测，但侦查人员是带着侦查方向和办案目的来的，调查取证的侧重点通常并不在于“查明”事实，而是要“证明”已经发生的案件是经济犯罪，而非经济纠纷，否则公安人员制作这样的一份证言就会起到削弱立案前审查、初查、正式立案工作成果的相反作用，这种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即使发生，相应证言也会被归入侦查卷，而非诉讼卷。

经济犯罪案件中的人证，有效的部分，最后会被当作一颗颗珠子串起来，也就是间接证据的运用，为证明犯罪起作用。总之，取舍性而非全面性，以及客观性不足，这是经济犯罪人证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