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庭审与事实认定---美国陪审团制度一瞥

原标题：有钱真香没钱跑光：扒一扒美国陪审团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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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鸦校尉

美国格威内特县陪审团近日一致对福特汽车公司作出了17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判决，这是该州历史上最大的判决，该判决源于2014年乔治亚州中部一对夫妇因翻车事故而丧生的过失致死诉讼。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响当当的判决。随着经济危机的蔓延，美国民众对大公司的愤怒与日俱增，这种“让大公司付出代价”的新闻自然会登上头条。

在大洋这边的中国，也有一群人对这个新闻欢欣鼓舞，但他们的情绪输出点却不是法律制裁大公司，而是：看，美国的陪审团制度就是优越啊！比中国不知强到哪里去了！果然是司法独立的民主国家，天不生美利坚，万古如长夜啊！

这种奴才说法就十分令人恶寒了。

如果一个美国人看到这些中国目田派的表态，恐怕也会十分纳闷：“我们美国人都不怎么感冒的这个陪审团制度，怎么把中国人给忽悠了？”

咦，难道美国人不应该对自己的陪审团制度引以为傲吗？

这事儿得从美国施行陪审团的历史讲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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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审团制度起源于英国，随着大英帝国的殖民开拓，这套制度在北美生根发芽，居然开出了比本土更艳丽的花朵。

在北美人民反抗英国统治的斗争中，陪审团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项随着殖民者到来的制度，却成了王权的眼中钉、肉中刺。

1697年，德国伦巴赫的一个教师家庭又迎来了新生命，但孩子的父亲尼古拉斯·曾格对于当爸爸这件事却并不很开心，因为生活已经非常困难，再养一个孩子难上加难。

从他给孩子起的名字——约翰·彼得·曾格——就能看出来，老人家当时的心思应该不在这上面，不然不会起这么一个大众化的名字。

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名字将会传遍世界。

老曾格为养家而发愁，但“好消息”是他很快就不用愁这件事了，因为他没过几年就死了。

按理说老曾格的生活不该这么困难，伦巴赫和整个普法尔茨都是德意志相当富庶的地区，不说物华天宝，也是物产丰富的好地方。

但是老曾格生活的这个时代有点儿倒霉，9年战争与西班牙王位战争接连爆发，法国军队连连入侵普法尔茨，本来百姓得享生生之乐的伦巴赫，变成了战争下的焦土。

连番战乱，生活无着，一家之主又去世了，1710年，曾格一家无奈加入了“可怜的普法尔茨人”大队伍，移民北美去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彼时只有13岁的约翰·彼得·曾格成为了纽约州第一位印刷商威廉·布拉德福德的学徒，为期八年。

学成之后的曾格在纽约立棍，开了自己的印刷厂。

那个年代，为了反对殖民地官僚和英国议会的聚敛，抗税运动此起彼伏，整个北美大陆如同沸腾的锅釜，酝酿着比蒸汽机更大的怒潮。

曾格敏感地发现，当人民如此愤怒的时候，纽约州居然没有什么报纸能够表达人民的声音。于是曾格利用自己的印刷厂印刷报纸，为大家发声。

纽约州的老百姓自然是人人喊好，可总督却不高兴了。总督威廉·科斯比爵士看曾格的报纸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科斯比一方面指控曾格“对政府进行无耻中伤和恶毒谩骂，试图煽动反政府情绪”，另一方面对曾格提出起诉。

但在陪审团制度下，一个人能否被提起公诉需要通过大陪审团的审核。大陪审团由当地市民组成。尽管总督怒不可遏，大陪审团却就是不起诉曾格。

当然，在那个年代的殖民地，总督还是权力很大的。大陪审团不配合，他就强行下令，让州议会起诉曾格。可州议员也同样不愿提出起诉。

恼羞成怒的科斯比这时候也不管民意不民意，体面不体面了，他从完全不经任何选举程序产生的总督咨询会议中找了几个听话的人，宣布代表“英国王室和纽约”起诉曾格。

如果真的根据当时的法律审理，曾格怕是没救了。那时北美殖民地法律对诽谤罪解释不同于今天英美的司法解释，依照当时惯例，只要发表有损于当局的言论，就构成诽谤，至于言论内容真实与否无关紧要，法庭甚至把“越是事实，越是诽谤”作为通则。

但是，无论法律如何规定，曾格是否有罪，最终还是取决于陪审团的决定。只要辩护律师能够给陪审员一个法律的台阶，他们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英雄记者”送进大牢？

费城一位60岁高龄的律师安德鲁·汉密尔顿赶赴纽约，充当曾格的辩护律师。这位著名大状在法庭上慷慨陈词：

陈述无可非议的真相乃是每一个生来自由的人所享有的神圣权利。只要不违背事实，就不能算做诽谤，只有“虚假的、恶意的和煽动性的”谎言才构成诽谤。

在结案陈述中，汉密尔顿更是直接向陪审团呼喊：“此刻摆在法院和陪审团诸位先生面前的，不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私事；它不是你们正在处理的、仅仅事关一个穷印刷商或是纽约一地的事。不，绝对不是！它最后可能会影响英国政府统治下生活在美洲大陆的每一个自由人。它是一个最崇高的事业。它是一个自由的事业。我深信无疑，你们今天正直的行为，不仅会使你们赢得同胞的爱戴和信任，而且每一位热爱自由、反对奴役的人都会祝福和敬仰你们。”

演说引起了全场听众的欢呼，陪审团就坡下驴做出无罪裁决，曾格获得自由。曾格后来成为美国新闻界的英雄，汉密尔顿的辩护，也为他赢得了历史的美誉。

在当时的英属北美殖民地，不只是曾格有这样的待遇，只要是这种敏感的政治案件，陪审团几乎都会站在被告的立场上。

而且那会儿的北美人民是真懂法，不管多晦涩的英国法律专著只要在北美发行，立刻就会被抢购一空，看了一肚子法律知识的北美老百姓热情满满地走进法院，承担自己的陪审员义务。

1772年，《英国法评论》在北美出版，到1776年北美独立，不到五年时间，卖出了2500部之多。

英国政府为了压制北美民众的反抗浪潮，重新树立自己的权威，竟然下令在殖民地停止使用陪审团审案。

这项暴政进一步激发了北美民众的抵抗热情，恢复陪审团制度也成为了美国革命的口号之一。

从此，陪审团制度在美国几乎成了立国之本，是司法正义的终极象征，拥有了至高政治正确级别的地位。

之后美国不少政治运动中，围绕陪审团产生了无数的故事。2020年上映的新片《芝加哥七子审判》就讲了当年最有名的一次斗争。

1968年，美国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第35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时，反战组织申请举行和平抗议集会，申请被拒绝后，反战人士依然于会议当天举行了抗议。抗议活动中，他们与警方发生了大规模冲突，有8人被捕。

这8人来头都不小，有黑豹党创始人之一鲍比·西尔，还有雅皮士艾比·霍夫曼和杰瑞·鲁宾，以及民主党青年领袖、《休伦港宣言》起草人汤姆·海登，时人并称“八君子”。

当时坐镇白宫的是民主党的林登·约翰逊（LBJ），作为《民权法案》的操盘手，他自然对起诉民权运动人士和民主党后生不感兴趣，案件在起诉阶段就已搁置。

但是，当时正值政权更替期，当选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新任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都是注重“法律与秩序”的强硬保守派。尼克松上台后，当局很快启动了对“八君子”的起诉，罪名是合谋煽动暴乱。

法官朱利叶斯·霍夫曼也对辩方抱有极大的偏见。他频繁驳回被告律师的动议、拒绝关键证人出庭，全程更是无视黑豹党领袖西尔的诉求，甚至下令法院法警将其在座位上捆绑、用布条塞口。

辩方决定派出骚乱期间在职的前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出庭作证，但霍夫曼拒绝让他出庭，指他最初拒绝起诉众被告。

当法官和检方穿上了一条裤子，被告还有什么指望？

幸好，1960年代还是美国社会民权斗争意识较强的时期，反对越战的运动如火如荼；年轻的大学生们接受了左派理念，高举着教员的画像，将学生运动推向高潮；NAACP（有色人种协进会）中的激进派与黑豹党则将民权运动与阶级斗争结合在了一起。

在这样的时代，进步阵营赢得了舆论的广泛同情。在这场极不公平的审判中，陪审团站在了被告一边。哪怕辩方律师没有什么抗辩的机会，他们依然宣布：合谋暴乱罪名，不成立。

在民权运动与左翼变革高潮迭起的年代，陪审团成了进步人士在面对司法打压时最大的盟友。而随着描述这些庭审的文艺作品传遍世界，陪审团制度的光辉形象也深入人心。

电影《杀戮时刻》描绘了一个非裔工人父亲为自己被强奸女儿报仇的故事，最终在陪审团的帮助下，他被无罪释放；《造雨人》则写出了一个因大保险公司拒绝赔付而丧子的家庭如何在陪审团的同情下夺回正义。这些电影，都令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