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态势、刑事追诉模式与认罪认罚制度【杨佰林】

我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及其随后的“严打”政策、体现了压制型犯罪治理模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有助于实现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的治理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刑事犯罪基本形态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我国重罪案件占比已从1999年的19.6%下降至2019年的2.7%，八类严重暴力犯罪自2009年以来呈现“十连降”，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占比从1999年的54.6%上升至78.7%，即几十年来我国的犯罪态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犯罪态势有所不同，犯罪治理手段也必然需要作出相应的策略性调整，为适应刑事案件的轻刑化趋势，以刑事诉讼法的历次修改为脉络，我国在犯罪治理方面体现出从压制型犯罪治理模式，到对抗性犯罪治理模式，再到协商性犯罪治理模式的逐步转化。作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延伸，并作为“宽严相济”政策深化体现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时而生，“认罪认罚从宽”在我国并不能算是一个新生事物，因为我国的刑事政策内核一直包含着“认罪认罚从宽”，只是在认罪认罚制度中重新赋予了新的标准和具体操作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扬弃了传统对抗制诉讼模式的缺点，标志着我国犯罪治理开始从“对抗”走向“协商”，这其中借鉴了西方“诉辩交易”的部分内容。。

在认罪认罚制度下，国家追诉与犯罪之间，不再是单纯的压制或对抗关系，理论上是在保障被追诉人自愿性基础之上的平等对话与协商。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情况的报告》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实施，不仅着眼于提升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更着重于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罪犯改造。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全年适用率达86.8%；量刑建议采纳率94.9%，一审服判率95.8%。办案数据显示，当前我国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比例达到80%以上，且呈上升趋势。这对于解决案多人少、繁简分流、提高司法效率发挥了重大作用。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认罪”，是指被追诉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即认“事”，承认“事”是自己干的。根据“两高三部”《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指控的主要犯罪事实，仅对个别事实情节提出异议，或者虽然对行为性质提出辩解但表示接受司法机关认定意见的，不影响“认罪”的认定。“认罚”是指被追诉人真诚悔罪，愿意接受处罚，并体现为对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予以接受，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如仅表示愿意认罪但不同意量刑建议的，则不能签署《具结书》，认罪认罚并没有完成，对这种情形，依照最高法《刑事审判参考》第127辑“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专辑“所载的12个案例，在法院阶段仍然可以向法院提出认罪认罚，法院一般会建议被告方与公诉机关再协调再沟通，但如何具体操作，该种认罪与认罪认罚制度中的认罪有什么区别，如何对待，目前未见有针对性的规定，也并没有统一做法。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及时有效惩治犯罪，节省司法资源，强化人权保障，促进罪犯改造，化解社会矛盾，减少社会对抗等方面彰显出巨大优势。这一制度的实施，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对刑事律师辩护也带来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刑事辩护工作的重心和方法必须作重大调整。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世界范围内不过几十年的事情，在我国实施仅七八年时间，从人类数千年司法历史上看，不过是长河中的一朵浪花，这里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刑事追诉及其辩护制度的产生，始初并不是以司法效率高低、司法资源多少、案多人少这些原属附带性的需要为基础的，而是以司法公正、疑罪从无、平衡国家机器与弱势个人的对等为核心的，离开了司法公正与疑罪从无这两个基本核心，刑事诉讼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中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