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犯罪侦查中的对抗有不同特点【杨佰林】

   刑法在市场经济面前永远是滞后的，市场经济催生出的新型经济犯罪层出不穷，新的市场经济行为模式一定会随带出现新类型的经济犯罪类型，法律在针对新类型的犯罪时，会面临诸多如何适用法律以及法律空白地带的问题。一个市场经济行为发生某一事实结果，原因数量一定远远超过普通刑案的原因数量，这是客观的，要点在于能否细致地挖掘出来。另一方面即使是同样的经济案件在不同地区的法院判决中也经常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结果，究其根本，原因之一在于法律是社会生活实践的经验总结，经济刑法当然应当服务于社会经济；另一原因在于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之间界限通常是狭窄的，是模糊的，而且其中还有主观方面需要用推定完成的问题，由此“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给经济犯罪中的对抗一个更宽泛的角度。

   对犯罪事实暴露程度的认知误区是普通刑案中犯罪嫌疑人“招供”与不“招供”的内在驱动因素，在一切刑事犯罪中，只要有条件对抗的，通常不会放弃，因为放弃了对抗，就意味着刑罚。犯罪嫌疑人坚持对抗的“条件”，主要是建立在犯罪行为是否暴露和暴露程度的基础上，有多少证据已经被掌握，这其中侥幸心理和对惩罚的恐惧是两个重要因素，如果他们盘算对抗的结果与放弃对抗的结果差不多，可能也会选择继续对抗。在这个内心争斗过程中，犯罪嫌疑人是处于信息完全封闭的状态，对抗条件是十分有限的，只能通过讯问人员的发问或其他点滴信息进行有限的猜测，以判断“事态”发展对自己的利害程度。

普通刑案的对抗是否认犯罪，否认自己实施了犯罪，是否认没有这个事存在。而经济犯罪的对抗一般不是否认事实本身，而在于辩解，对行为的辩解和对财产后果原因的辩解。经济犯罪案发特点能够给予一定的辩解理由，案发前的经济行为事实与接受侦查的案件事实在载体上是同一的，文件资料是同一的，行为主体是同一的，过程也是同一的，侦查的主要方向是查明“如何做，为什么做”的问题，以锁定其中的犯罪因素，并包括行为人的主观故意事实和据以推定的基础事实的准备，因此，就隐瞒证据、隐瞒事实以对抗侦查而言，在经济犯罪案件中已经不存在这一基础，行为人的辩解会围绕案件事实如何发生进行描述，是否有犯罪故意或动机目的，以及是否有其他因素介入导致事实后果的发生。

经济犯罪案件的专业性是共认的，认识角度不同、认识主体不同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是否符合刑法及诸司法解释的罪名成立条件，在专业性上远远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即使办案的司法机关也会采取专家咨询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从有关部门聘请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或特殊专业人才进行咨询，就典型个案、疑难复杂和涉及专门知识的案件进行论证，以此来提高打击经济犯罪的准确率。

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通常在侦查阶段基本结束，因此，侦查阶段也是犯罪嫌疑人为自己辩解的主要阶段，但如何使自己的辩解更有效，如何提高辩解的可信度，单靠犯罪嫌疑人自己或许是不容易做到的，涉案人员可以成为市场潮头的弄潮人，却未必明白经济行为与犯罪之间的内在究竟，而专业的刑事律师能够为他们提供一定的帮助。数年前笔者在重庆辩护的一个涉合同诈骗的案件，在会见一次后由于身体不适从双流机场被送往医院，从而退出辩护。三年多后当事人出狱，突然有一天该当事人和他的父亲都打来电话表达感谢，说当初正是那一次会见帮助到了他，在其他各程序阶段知道了如何表述自己行为时的想法和目的。

经济犯罪中不能简单地说有没有对抗，但应当有合理的辩解，该类案件的随附性、混同性特点决定了你可以辩解，一则这是法律给予的权利，二则通过你的合理辩解也可能是帮助司法兼听则明的一个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