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向非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研究意见解读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经研究认为：

  对于向非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行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宜定罪处罚。但对于确已明显构成行贿共犯或者受贿共犯的，予以定罪处罚，也依法有据，，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解读】

一、问题由来

    A俱乐部为赢得与B俱乐部之间的比赛，决定向B俱乐部球员行贿。A俱乐部找到被告人甲，甲找到被告人乙，乙又找到被告人丙。丙联系到B俱乐部的两名球员，两名球员提出需要80万元踢假球。丙告知乙需要100万元。甲和乙告知A俱乐部需要150万元，A俱乐部同意并于赛前支付150万元给甲和乙。比赛当天，B俱乐部的两名球员消极比赛导致A俱乐部获胜。赛后，乙交给丙100万元，并与甲均分其余50万元；丙支付给B俱乐部两名球员80万元，两名球员给付丙感谢费等17万元。对于被告人甲、乙、丙的行为应如何定性，有意见分歧。有关部门遂就该案定性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征求意见。

二、主要争议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甲、乙、丙明知A俱乐部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欲贿买B俱乐部球员，仍积极帮助A俱乐部联系B俱乐部球员打假球，并转交A俱乐部支付给B俱乐部球员的贿赂款，其行为构成A俱乐部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共同犯罪。并且，被告人甲、乙、丙在帮助A俱乐部贿买B俱乐部球员的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所需贿赂款数额，骗取A俱乐部数额较大的财物，其行为又构成诈骗罪，应数罪并罚。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甲、乙、丙与B俱乐部的两名球员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共同犯罪。甲、乙、丙在帮助联系B俱乐部球员的过程中分得好处，不违背A俱乐部的意志，不宜认定构成诈骗罪。

三、   研究意见及其理由

 经认真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认为，被告人甲、乙、丙的行为构成A俱乐部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共同犯罪。主要理由如下：

1．被告人甲、乙、丙接受行贿方请托，积极联系、介绍并转交贿赂款，从中牟取巨额利益，其行为实质是向非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对于该行为如何定性，需要在权衡多重价值、平衡各方利益之后审慎决定。首先，从共同犯罪理论角度看。介绍贿赂行为，是在行、受贿双方之间牵线、搭桥，客观上既帮助了行贿方．又帮助了受贿方。根据共同犯罪理论，介绍贿赂行为，既可能构成受贿的共犯，又可能构成行贿的共犯。如果一行为同时符合受贿共犯和行贿共犯的构成要件，则应择一重罪，即以受贿罪定罪处罚。其次，从罪刑法定原则角度看。1997年刑法单独规定了介绍贿赂罪，规定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才构成犯罪。根据体系解释、反对解释原理，向非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的，不宜再定罪处罚。由于视角不同，本案定性上才出现了严重分歧。

2．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诈骗罪。虽然甲、乙、丙在介绍贿赂过程中层层加价，牟取了巨额利益，但不宜认定其主观上具有诈骗故意，也不宜认定A俱乐部系诈骗罪的受害人，并发还其70万元。从A俱乐部完全答应甲提出的贿赂数目，且未另行支付给甲活动费、好处费的情况下，可以合理推定A俱乐部支付的150万元贿赂款中已经包含了甲应得的活动费、好处费，这是双方心照不宣的，A俱乐部只是不明知甲从中截留了多少，不存在被诈骗的问题。

 3．被告人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共犯。对于向非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行为，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宜定罪处罚。但对于确已明显构成行贿共犯或者受贿共犯的，予以定罪处罚，也依法有据，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被告人接受行贿方请托后，积极疏通行贿渠道、物色行贿对象、转交贿赂款项，帮助行贿方谋取了不正当利益，自己也从中非法获利，情节严重，社会危害性大，其行为构成A俱乐部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共同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