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疗法”与刑事审判【杨佰林】

通常意义上，中医与刑事诉讼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但是我们的先人在2000多年前，在治理国家、惩治犯罪的过程中，为追求刑事审判的客观真实，神奇地把与中医“望、闻、问、切”相类似的技术手法运用到了刑事判案中，这在整个人类司法史上独树一帜，就司法客观公正、特别是刑事司法追求的“真实发现”而言，是一巨大的进步，当属刑事司法之证据裁判、自由心证原则的鼻祖，这就是“以五声听狱”。

但遗憾的是，近代数百年来，差不多与中医的命运相似，我国古代刑事司法逐渐式微，落伍于世界，这表现为我国一起没有形成根置于自己民族特点、与中华文明相配套的完备的刑事司法制度，人权和程序公正的司法理念始终吹不进严密封闭的古国大门。从清未修律始，开始从西方移植一系列的司法理念和制度，到后来的学习和照搬苏联的内容，再到近年来目前仍在进行中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引进了大量西方的刑事司法制度，这些理论和原则的引进对于我国的刑事司法是幸事也是促进。但是在引进西方东西的今天，有必要重新检视我国司法历史中脱节的部分，并探究其脱节的原因。

因为，如果以今天刑事审判中的“真实发现”“证据裁判”“内心确信”等制度和原则来审视我国古代的“以五声听狱”，会发现早在2000多年前，其先进性是独步世界的。

据《尚书▪ 吕刑》记载，“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这在当时就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现代刑事审判中的“直接言词原则”，刑事审判时要求“两造具备”，法官要通过当庭审理，审查判断当事人陈述的真伪，以其陈述作为定罪判刑的主要根据，要求原被告双方及其各方的证人都要到法庭上去，由法官当面听取其当庭陈述。而反观今天的刑事审判，在许多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事实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倒退，比如，许多刑事案件尤其是经济犯罪案件的庭审，书面审理成为了重要的庭审方式，宣读书证是庭审中的首要内容，证人不出庭相反成为了常态。

在《周礼-小司冠》中有“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的记载，“五声”即五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当事人在当庭陈述时，法官会观察陈述人的讲述是否合理、脸色是否从容平常，呼吸是否急促而非平和，语调中是否有隐藏或词不达意，神态是否恍惚，内心是否有所保留，然后，法官综合这些情况以判断其陈述之真假、推定案件之实情。

 不能否认，“以五声听狱讼”中有明显的主观臆断的成份，但是，从神明裁判，到法定证据制度，再到今天的自由心证，人类在探求刑事司法“真实发现”的道路上，经千百年以来的检验和淘汰，才最终走到了今天“法官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证明标准上来，即恰恰在这一点上，“以五声听狱讼”契合了当今自由心证中的“法官内心确信”原则，而证据裁判、排除合理怀疑、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等原则，事实上最终也都要归结于“法官内心确信”上来。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法官内心确信”，看起来也不会作此规定，因为这与我们以往的“客观真实”司法理念差距实在太大。但新的刑事诉讼法中新增加的“排除合理怀疑”原则，为原来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证明标准注入了全新的血液和活力，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迈进，已经走在路上。

                     2022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