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首中“主要犯罪事实”如何认定【杨佰林】

犯罪行为人为了得到缓刑及从轻处罚，虽有投案，但如果所主动供认的犯罪事实没有被侦查机关认为是“主要犯罪事实”，或如果被认为是避重就轻、推脱责任，就有可能不被认定为自首，投案的初衷就无法实现。那么“主要犯罪事实”包含哪些要件，才能成立。

《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第67条：

“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

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可以减轻处罚”。

《刑法》中对于所供述事实的规定为“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在司法实践中，什么程度的供述才是“如实供述”，并不明确，为此，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通过了《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解释》第一条对刑法之“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进一步明确为：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是指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如实交代自己的主要犯罪事实”，即明确地提出了“主要犯罪事实”这个条件，如供认的不是“主要犯罪事实”，则不会被认定为自首。

一、影响“主要犯罪事实”不被认定的主要表现：

1、只交代了部分犯罪事实。实施了数个犯罪，但交代了其中部分罪行；

2、只交代了次要的犯罪事实，主要的没有交代；

3、推卸责任，将主要责任推到同案人的身上；

4、只交代了罪轻的犯罪，罪行更重的犯罪没有交代；

5、只交代了具体实施行为中的部分行为，对于关键的实施行为不作交代。

6、包庇他人，自己承揽份外的责任，将他人的行为说成全部是自己干的；

7、故意作歪曲辩解，编造混乱情节，以图蒙混过关。

以上因素如果存在，都有可能成为侦查机关认为没有供述“主要犯罪事实”的原因。

二、“主要犯罪事实”应当包含的要件：

按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主要犯罪事实”是决定行为人构成罪与非罪、重罪和轻罪、影响其量刑档次的事实。

1、定罪事实，即性质方面。

是能够决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构成此罪与彼罪、构成重罪和轻罪的事实。在这些方面如果不如实交代，可能会造成侦查机关侦查的难度，影响侦查的方向，形成行为人并没有自己“把自己主动交给司法机关处置”的情形。同时，对主要的核心的，影响对自己定罪处罚的事实不作如实供述，反映了行为人缺乏真正的悔罪诚意，反映了行为人还存在逃避司法制裁的目的，此种情况下，就有可能不被认定为自首。

2、量刑事实，即数量、金额、程度问题,即对量刑有重大影响的事实。

对行为人的最终处罚，决定于其犯罪后果的严重程度，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对受害人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因素。又分两个方面：其一、决定刑法具体条款中是否量刑升格的事实，如刑事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及“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规定，对每一级，刑法都规定了相应的数额或程度，规定了相应的量刑幅度。贪污贿赂犯罪这个方面比较突出，受贿5万元以下和受贿10万元以上的，就是两个量刑幅度。其二、没有供述的那部分罪行，在危害程度上与已经交代的部分，哪一个更重。如行为人受贿许多次，百万元以上的有数次但都不交代，只交代了几十万元的几次，如果百万元以上的也被查实了，明显会得出行为人避重就轻的结论，不被认定为自首就没有什么疑异。

3、比例问题。这其中还有同种数罪，和异种数罪的区别。

笔者在贪污贿赂犯罪辩护过程中遇到过交代比例的问题，主要的事实交代了，但仍有部分事实没有交代又被查明了，或此种罪交代了，却另有其他犯罪没有交代却又被查明了，交代的部分应否认定为自首？

其一、最高法的《自首、立功问题的解释》规定：“犯有数罪的犯罪嫌疑人仅如实供述所犯数罪中部分犯罪的，只对如实供述部分犯罪的行为，认定为自首。”最高法的解释中并未区别是同种数罪，还是异种数罪。但从这个解释的文义看，如果是异种数罪，如实施了盗窃和抢劫，只交代了盗窃没有交代抢劫的，对盗窃仍要认定为自首。

其二、容易发生争议的是同种数罪即同种犯罪的数个犯罪行为，如果只交代了部分行为，对交代的这一部分是否认定为自首？如受贿5次，交代了3次，对这3次是否认定自首。这个问题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因为这里面还包含着数量比例、情节等等变量因素，不容易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全国各地的法院做法也各异。

总的说来，只要涉及到同种数罪的问题时，这个解释在实施中并不容易，笔者的看法，这一条一般倾向于不被落实，而不管已经交代的部分是否属于“侦查机关没有掌握线索”这个条件。

4、是否要包含全部四个构成要件的问题

犯罪构成四要件，是一个行为被国家公诉审判的理论基础，但自首中是否要包含全部四要件才能成立自首，理论上少见论及，但在实践中是存在这个问题的，如主观问题，司法解释中已经明确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辩解不应妨碍自首的认定，但这仍是一个模糊的弹性较大的问题，有待理论上的进一步研究。

自首制度的设立，是为了鼓励犯罪嫌疑人自首，为了打击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为了节省国家司法资源，这应当是对行为人、对国家都有利的一项制度。自首体现出犯罪嫌疑人的悔罪态度和主观恶性的弱化，也体现出国家刑罚的严厉和威严，既然“服了”，就可以有限度地处罚，因此国家对于自首的犯罪嫌疑人给以较轻的处罚，甚至免除处罚。这实质上是国家公权力、国家利益与犯罪行为人利益平衡的结果。

笔者认为，从刑罚功利性角度出发，司法机关应当鼓励一切形式的自首，在可认定与不认定之间，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在罪轻与罪重之间，只要存有疑问，只要事实和证据还不是确实充分的，只要法律没有明文排斥性规定的，应当本着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基本原则，尽可能地认定为自首。

　　　　　　　　　　　　　　　杨佰林

　　　　　　　　　　　　　　二○一三年十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