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勇】庭审应去除对被告人“犯罪化标签”

　　　　　　　　　　　　　　　　　2013-10-14

河南高院披露赵作海李怀亮案细节

　　2013年，刑事冤错案一次又一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浙江张氏叔侄冤案，到河南李怀亮冤案，再到萧山5青年冤案，再到安徽于英冤案。

　　为何这些冤错案在中国一次又一次的被复制呢？该如何防范与救济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今天的“冤假错案的防范与救济”学术座谈会提出，防范冤假错案，首先应当将无罪推定确立为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

　　定罪证据不足应坚持疑罪从无

　　实践证明，坚持无罪推定理念，在证据存在重大矛盾、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据不足时，坚持疑罪从无的裁判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断，是防范冤假错案的关键。对此，中政委指导意见提出明确要求：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依法宣告被告人无罪，不能降格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

　　张立勇透露，在李怀亮案件，指控李怀亮犯罪的主要证据就是其归案后曾经作过的9次有罪供述，但是，前后供述之间、有罪供述与其他证据之间存在明显矛盾，案件存在多处疑点，如血型问题，侦查人员在现场发现一摊血迹，经鉴定为O型，而根据尸体检验报告及对李怀亮的人身检查，发现李怀亮与被害人身上均无出血伤口，且被害人血型为A型，李怀亮血型为AB型；再如鞋印问题，李怀亮平时穿44码的鞋，他供述案发当晚穿的是44码平底拖鞋，而侦查人员从现场提取的鞋印经鉴定为38码空调凉鞋。因证据不足，长期不能定案，被告人被羁押近12年。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河南法院坚决贯彻疑罪从无裁判原则，在既没有“真凶落网”、也没有“亡者归来”的情况下，以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构成犯罪为由，对李怀亮存疑宣告无罪。

　　纠正对口供高度依赖

　　在刑事案件中，被告人如果是真正的罪犯，那么他就是亲历作案整个过程的人，在许多案件中甚至是唯一的亲历者，取得被告人的供认当然对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至关重要。可以说，在保证完全自愿和真实的情况下，被告人对犯罪事实的供述，是刑事案件最好的证据。也正因此，许多司法人员对被告人供述存在着过分追求和高度依赖的心理，甚至不惜采取非法手段取得被告人供述。

　　“这是十分危险的。在更多的情况下，被告人对于案件事实会作出各种不实的陈述，特别是在受到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审讯的时候，往往会违心承认本不存在的事实。因此，被告人供述也是最不可靠的证据。从历史经验来看，几乎所有的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起着主要的原因。”张立勇说，赵作海错案中，侦查人员采取用木棍打，持手枪敲头、威胁，长时间不让吃饭、睡觉等方式进行非法讯问，赵作海被逼无奈，作出9次有罪供述，并让妻子赵晓起帮他找别的人头和四肢，冒充赵振晌的尸骨。

　　张立勇认为，对于防范冤假错案来说，被告人供述常常又是最危险的证据。切实改变对于被告人供述的过分追求和高度依赖，坚决排除任何形式的非法证据，是防范冤假错案的必然要求。

　　切实重视辩护人意见

　　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是辩护人的法定职责。这就决定了在防范冤假错案中，辩护人天然地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近年来发现和纠正的冤假错案中看，辩护人基本上都指出了案件在事实和证据方面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过被告人无罪的辩护意见。如果法院真正重视和采纳了这些意见，冤假错案就可能避免。这一深刻教训值得深思，应当认真汲取。

　　张立勇说，对于法院来说，辩护人不是自己的竞争对手，而是共同履行法律职责、完成刑事诉讼任务的职业共同体；更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专门从无罪、罪轻等方面向法院提出专业性材料和意见，帮助法院全面查明案件事实，共同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盟军。正确看待辩护人的作用，切实重视辩护人的意见，是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保障。

　　构建符合客观规律诉讼机制

　　以无罪推定理念为指导，进一步研究和探索建立健全各项诉讼机制，才能为有效防范冤假错案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张立勇建议，应进一步探索构建更加严格的刑讯逼供防范机制，确保被告人供述在完全自愿下取得，提高供述的可信度。进一步强化对侦查、讯问过程的监督，可以尝试实行驻所检察员讯问在场制度，直接对侦查机关讯问被告人进行现场监督；下一步可探索逐步实现辩护人讯问在场制度，以有效防止和杜绝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取证现象。

　　同时，他表示，应进一步探索建立以庭审为中心的诉讼模式，改变目前普遍采取的“侦查卷宗中心主义”。进一步探索构建控辩平衡的诉讼结构，充分保障被告人依法行使辩护权。

　　我国目前的诉讼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失衡的状态。公诉人以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等国家机器为后盾，不仅具有强大的侦查、调查能力，而且拥有法律监督的职权，其所提出的公诉意见对法院有着重大影响；而辩护人不仅介入刑事诉讼时间较晚，而且其会见、调查、阅卷等多方面诉讼权利也受到诸多制约，特别是有的被指定辩护的律师，往往把参与辩护当作一项不得不完成的任务，缺乏为被告人积极辩护的内在动力，所以其辩护意见往往得不到充分重视，对法院裁判的影响力要弱得多。在这种失衡的诉讼结构之下，是难以保障实现裁判公正的。

　　张立勇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探索更为科学的诉讼结构，积极强化和保障被告人的辩护能力，努力实现控辩平衡。一是改革现行的刑事法庭布局。目前采用的刑事法庭布局将被告人放置于审判台的对面，明显处于受审问的地位；将被告人与其辩护人隔离开来，两者不能进行有效的沟通，难以形成辩护的合力。这一布局是适应职权主义审判模式而设置的，体现的仍然是旧有的司法理念和诉讼结构，已经不符合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精神和要求，不能充分反映控辩平等的刑事诉讼原则，应当加以改革。新的刑事法庭布局应当将被告人的座位与其辩护人同席并列，并与公诉人席正面相对，分列审判席两侧，成为控辩平衡的听证式布局。二是去除对被告人的“犯罪化标签”。在庭审过程中，应去除囚服，允许被告人穿着便装出庭受审；严格限制对被告人使用戒具，除少数暴力犯罪、有人身危险的情形外，被告人出庭受审时应当去除戒具；禁止使用囚笼式审讯椅，改为普通座椅，并为被告人准备记录纸、笔。三是为辩护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提供便利条件。律师持律师执业证可以同公诉人一样直接进入法院、法庭，不必经过安检；为律师在法院阅卷提供场所、复印设备；裁判文书首先或者至少同时向辩护人送达。通过这些措施，充分体现对辩护权的尊重和保障，彰显司法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