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刑重典 官不聊生

                ——朱元璋反腐

1368年1月23日，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朱元璋即位后惩治贪官污吏，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生产，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明初反腐力度惊人，其严酷甚至已到“官不聊生”的地步。然而，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极端专制基础上的反腐最终成效有限，朱元璋自己都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表面光鲜的洪武之治背后，暗流涌动…

乱世用重典：明初两件贪腐大案杀人8万

元朝末年，贪污贿赂之风盛行，史载：“仕进者多贿赂权要、邀买名爵。下至州县簿书小吏，非财赂亦莫得而进。及至临事辄蠹政鬻狱，大为民害。”政府也公开卖官鬻爵，“高下有定价”，这些靠金钱买来的官上台后拼命搜刮钱财，搜刮的名目极其繁多：下属初见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肃政廉访司官员本来是负责“纠察百官善恶、政治得失”，但他们同样是“虐如虎狼”，所至州县，大肆搜刮，“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根据《元史·成宗纪》的记载，仅1303年，受处分的贪官污吏就达一万八千人，赃银四万五千多锭。贪污腐败之严重由此可见。　　

大明皇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贫苦，从小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他的父母及长兄就是死于残酷剥削和瘟疫，自己被逼迫从小出家当和尚。所以，在他参加起义队伍后就发誓：一旦自己当上皇帝，先杀尽天下贪官。后来他登基皇位不食言，果然在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贪官”运动，其主要措施如下：

（一）颁布文书和诰谕，劝勉官吏。朱元璋颁布了许多劝勉官吏的文书和诰谕，如《祖训录》、《臣戒录》、《醒贪简要录》、《彰善瘅恶录》等，他亲自组织编写的《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和《大诰武臣》（以下统称《大诰》）是其中最重要的几种。《大诰》选录了当时全国刑事案件中的官民事例，共236个条目，其中有150个条目是属于惩治贪官污吏的，因此《大诰》实际上就是以惩治贪污为主的法规汇编。朱元璋要求全体臣民户户有此一本，如犯笞、杖、徒、流罪名，家有《大诰》则减一等，无者则加一等。他还把《大明律》和《大诰》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并把他们列为科举考试内容，就连农村最基层的单位里也要“置塾师教之”。在朱元璋的倡导下，《大诰》风行全国，人人读之，人人讲之，至洪武三十年（1397年）出现了“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193400余人”的空前景象。另外，朱元璋还规定每县乃至里都要建“申明亭”，把贪官污吏的名字及其罪状列于其上，让人人皆知，以示警戒。　　

（二）乱世用重典。朱元璋认为“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其对贪污的惩治尤其严厉。前面所说的《大诰》就是重典治吏特别是重典惩贪思想的反映。《大诰》并不是法律条文和量刑标准，而是一种“法外之法”，把“法外用刑”合法化。《大诰》中的许多酷刑如族诛、凌迟、极刑、枭令、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挑筋去膝盖、剁指、断手、刖足、阉割为奴、斩趾枷令、枷项游历等30余种都为《大明律》所未设。同一犯罪，尤其是贪污罪，《大诰》的处罚规定要比《大明律》大大加重。朱元璋还创立了“剥皮实草”之刑，规定贪污60两银子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并将之挂于官府公座两旁，使官吏一见便触目惊心。明初对贪官用刑之酷是历史上罕见的。在洪武十八年(1385)的“郭恒案”中，“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从中央到地方，几万人死于非命，其中既有郭恒之类的贪官，也有一些无辜者。曾受朱元璋表彰的循吏(清官)——曾任山东济宁知府的方克勤(方孝孺的父亲)，就受洪武年间的另一大案——“空印案”牵连致死。朱元璋搞的两个大案——“空印案”和“郭恒案”，杀人据说达到8万多人。　　

（三）鼓励民众举报和监督，允许百姓将贪官“绑缚赴京治罪”。在反贪运动中，朱元璋规定百姓可以将贪官污吏“绑缚赴京治罪”，“虽无文引”，关津也要“即时放行，毋得阻挡”，“其正官首领及一切人等，敢有阻挡者，其家族诛”。又鼓励人民加强对官吏的监督，规定自布政司至府州县官，若非朝廷号令，私下巧立名目，害民取财，准许百姓连名赴京告发。在朱元璋的号召下，常熟县陈寿六等三人曾把贪残害民的官吏顾英绑缚至京面奏，朱元璋当即赏陈寿六钞三十锭，人衣各二件，还免除了他三年的杂泛差役，并警告地方官吏：敢对陈寿六打击报复者，一律族诛。　　

（四）大力表彰廉吏。奖廉与惩贪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反贪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朱元璋对此也给予高度重视，大胆破格提拔著名的廉吏，如知金华县事王兴宗以廉洁奉公而著称，累迁怀庆、苏州知府，后又擢升为河南布政使。朱元璋还多次亲自召见或旌表廉能卓异者，如洪武八年（1375），因济宁知府方克勤为官清廉，所辖之地官清风正，百姓富饶，朱元璋亲自召见并予以褒奖；嘉兴府布衣王升写信给其子平凉知县王轸，劝勉他“凡事须清心洁己，以廉自守”，“慎勿以富贵为念”，朱元璋发现这封信后，立即派人到王升家予以奖励，还亲自撰写诏书旌表，并将之与王升的家信公布于全国，以为典范。综观朱元璋的整个帝王生涯，一手抓惩贪，一手抓倡廉是他一贯的反贪措施。

医者不自治：皇族禄米占全国收入四分之一

作为一代开国帝王，朱元璋自有他雄才大略的一面，而且在惩治贪官上也动了许多脑筋，但整个来说，他的惩贪反腐并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首先，朱元璋为首的皇族就是最大的腐败集团。他自己可以讲节俭，树榜样，但别人不准建言。譬如，在他号召大臣直言上谏时，员外郎张来硕响应号召上书朱元璋，建议不要取已许配过夫婿的少女当宫女，竟被当庭碎肉而死！朱元璋有26个儿子和16个女儿，儿子要封王，女儿要封公主。朱元璋亲自定诸王、公主年俸，其数量相当惊人，以洪武后期岁收粮食最多的数字做基数，诸王府禄米竟占全国收入四分之一以上！如山西当年存留地方的粮食共有152万石，可是当地皇族禄米需252万石；河南地方当年存留粮食共84万石，当地皇族禄米要192万石。把地方存留粮食全部拿来供给皇族，还有一半以上缺口。　　　　

更主要的是，朱元璋惩贪反腐，是建立在极端专制的基础上。朱元璋高度集权，超越任何朝代任何帝王。与之相匹配，他的野蛮残暴也超越任何帝王。他取消丞相制，让各中央机构直接对皇帝一人负责。他大肆杀戮功臣，胡惟庸案、蓝玉案，都分别杀掉几万人。他设立检校和锦衣卫，密密的间谍网撒遍全国上下，特务横行，官民无日不战战兢兢。他禁锢思想，限制人民行动自由，明文规定不得离开本乡生活。他大兴文字狱，屠杀知识分子到了神经不正常的地步。比如做过和尚，当过红巾军，被骂作盗贼，于是谁诗文有“僧”“光”“秃”“贼”等字眼皆要掉脑袋，而且一杀就是全家老幼，甚至全族人头落地。人称“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

朱元璋用“严刑重典”来反贪，其效果到底怎么样?历史上有肯定意见，如《明史》评论说，朱元璋的肃贪使得官吏“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其效果很好——“吏治澄清者百余年”。不过，这种说法也让人怀疑，中国历代王朝，建国初期七八十年一般比较清明，贪腐不像中晚期那么严重，这是普遍现象，朱元璋时代腐败受到扼制固然无疑问，但朱元璋死后很多严刑酷法已废弃不用，“吏治澄清者百余年”即使为真，也未必就是朱元璋“严刑重典”的效果。另外，朱元璋自己都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这就说明，实际效果可能也有限。

官员权力大俸禄低：反腐成为清除异己的手段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在私有观念存在的社会，权力对一般人都有吸引和腐蚀作用。腐败现象客观存在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缺少制约它的社会机制。中国封建专制下由于缺乏民主和监督的社会机制，“人治”的政策随意性诱发法律道德没有持续性和稳定性，加之自发小农意识和儒家礼教消极面的推波助澜，最终成为中国历代朝代更迭的同一规律而不可逾越轮回折腾。这种传统的腐朽的强大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不消除，必然导致“反贪官”或“反腐败”运动，只能是治标不治本的“闹剧”无果告终而已。　　　　

在权力不受严格制约的社会，不同层级的官员，都有绝大的自由裁量权，所谓破家的县令，灭门的知府。光靠中央集权制的严厉反腐，最终结果越反越腐败。朱元璋其立法全面严厉，执法也不避王公，但由于官员权力大，俸禄低，加上反贪的目的之一是清除异己，巩固皇权。由于腐败犹如病毒，会传染，下层官员受贿之后，会向上行贿以寻求保护伞，因为是选择性执法，腐败官员会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官官相护，腐败官员抱团，甚至还会拿反腐败作为武器，对打击清廉官员，最终的结局，是系统被传染，越来越腐败，越反越腐败，民不聊生，最终王朝倾覆。

洪武之治背后暗流：社会变成大监狱 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

十四世纪的明朝，与欧洲相比，表面上要光明得多。十四世纪的欧洲特别不幸：黑死病扫荡了欧洲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使北欧动荡不已的“百年战争”也始于这个世纪，因此人们称这是欧洲的“黑暗时代”。而在中国，朱元璋却缔造了一个很长的和平时期，“华胄重光”，生产恢复，东方大地一片太平景象。然而在一治一乱的表象下面，却涌动着两股方向相反的历史暗流。　　

在欧洲大陆，从十四世纪起，漫长的死气沉沉的中世纪统治开始支离破碎。由于教皇和国王们忙于争权打仗，无暇管理地方事务，许多城市从封建统治中脱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这些城市居民们集资向国王们购买了自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市政厅和法院，建立自己的法律。正如当时的一句俗话所说：“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在城市里，人们不再向国王、贵族们卑躬屈膝，他们投身于商业和企业，用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为自己创造财富，用财富来建立自信。“自治市的自由民从一开始就表现出自信和独立，这种自信和独立是欧亚大陆任何地区所没有的”。这些城市的本质就是一个大公司。“所有的商业法律，也就是民法；全部商业船只也就是海军。”这些城市一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在明朝建之后十二年的1380年，威尼斯打败热纳亚，成为欧洲海上霸主。从此之后，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的缝隙中像霉菌一样逐渐生长，很快推垮了日趋腐烂的旧体制，使欧洲社会迸发出前所未有的能量。　　

而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却进行着相反的事情。他统治的原则就是全面的社会控制，把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都严格控制在政府权力之内，以彻底杜绝任何不安定因素。朱元璋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大村庄，取消了多元和层级发展的可能，由官僚包办一切事情。在他的统治下，大明社会变成了一个大监狱，各级官员都是狱卒，所有百姓都是囚犯。百姓稍有逾越狱规，则惩罚立刻劈头而来：“充军”、“斩首”、“乱棍打死”……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

参考资料：

王春瑜主编：《中国反贪史》，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清]张廷玉等编著：《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张宏杰：《朱元璋之死》，载《书屋》2013年第7期。 洪振快：《古代反贪设计的实际效果》，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10期。 张献忠：《明朝洪武年间的反贪风暴》，载《天津日报》2014年12月29日。 范子平：《反腐莫学朱元璋》，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