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佰林律师
杨佰林律师，北京京都（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刑事部主任，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业务研究委员会委员，上海山东商会法律顾问团团长。律师执业十八年，主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金融证券领域犯罪的刑事辩护，承办过力拓案、安徽兴邦集资诈骗37亿案、武汉东风汽车公司挪用一亿元社保资金案、无锡国土局正副局长受贿案等社会广泛关注的大案要案，是国内经济犯罪领域的资深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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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李某是A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向某施工工地供钢材，以A公司名义与B钢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支付了10万元定金，钢材总货款100万元。同时，李某开具了剩余货款90万元的两张支票给B钢材公司，但同时声明A公司帐 |
| 案件：李某是A贸易公司法定代表人，为向某施工工地供钢材，以A公司名义与B钢材公司签订了购销合同，支付了10万元定金，钢材总货款100万元。同时，李某开具了剩余货款90万元的两张支票给B钢材公司，但同时声明A公司帐内暂无资金，要求B公司暂缓去银行承兑。交易完成后，李某将原开具的两张支票收回，另外又开了两张合计90万元的支票给B公司，该支票被解入银行后，因存款不足，被银行退票。此后，为追讨90万货款，B公司陷入了无穷无尽的讨款过程中，A公司的李某先是以各种理由推迟付款，最后电话也不接了。 首先、本案的性质应定为诈骗犯罪，而非合同纠纷，不是民事纠纷； 其次，本案应定性为合同诈骗，还是票据诈骗，存有争议。 票据诈骗罪（刑法19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金融票据诈骗活动的，数额较大的，构成犯罪，其第四款：签发空头支票，骗取财物的。 合同诈骗罪（刑法22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犯罪： (二)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 (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比较这两个罪名，有以下区别： 1、客体有区别，票据诈骗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也侵犯了国家票据管理制度。合同诈骗也是双重客体，既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也侵犯了市场交易安全。 2、票据诈骗的侧重点在于对票据制度、票据安全的保护，保护票据的流通和使用，强调的是以票据为犯罪诈骗手段的情形，其基点是票据关系，是票据行为。而合同诈骗主要是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提供虚假担保，以骗取对方的财物，其基点是合同关系，有交易行为。 3、在合同签订后，票据仅是作为支付手段的，应认定为合同诈骗。因为，在有合同情形下，提供货物的被害人一方，如果拿到了货款，其基础是基于双方的合同，而非因为票据。在拿不到货款的情况下，其失去钢材的基础是因为对合同的履行，也仍然不是因为有票据关系才交付货物的。 4、如果是以签发空头支票担保合同履行的，即票据的作用是担保，此时产生合同诈骗与票据诈骗的竞合，应适用从一重认罪的规定，选择适用票据诈骗定罪。因为，票据诈骗最高有死刑，而合同诈骗最高为无期徒刑，票据诈骗罪重于合同诈骗罪。 作为本案，笔者认为应定为合同诈骗犯罪。 1、骗取财物的主要手段是票据，还是合同，这是区别两罪的关键。本案在签订合同的基础上，开具空头支票，实现拒付剩余货款的目的，整个行为的基础是合同关系。 2、本案的支票是在签订合同并履行合同之后签发的，其作用是付款的手段，并不是合同实现的担保，被害人不是因为支票的存在才发送钢材，而是因为有合同的存在才发送钢材。 3、本案事实上是合同诈骗罪之“(三)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的直接写照。另外，行为人另有携款潜逃的行为，符合该条的第四款规定：“(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 本案的这类行为在1996年最高法《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总理的解释》中，甚至直接定性为诈骗罪。其第二条中有“4、隐瞒真相，使用明知不能兑现的票据或者其他结算凭证作为合同履行担保的。” 综上，本案空头支票的开具，事实上还没有形成法条的竞合，不能从合同诈骗和票据诈骗两个罪中选择适用，而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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