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报告“坚决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来源https://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al/story20230311-1371436

作者：泉野

按照2023年中国两会议程，3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分别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工作报告。因为适逢换届之年，所以最高法、最高检的报告与李克强的最后一份政府工作报告类似，都需要对过去五年工作进行总结。预计在3月11日召开的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上，周强、张军将正式交棒继任者。

在总结过去五年工作时，最高法、最高检报告整体结构基本一致，第一部分都是围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展开，第二部分都是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第三部分至第六部分围绕各自体制改革、队伍建设、如何维护司法公正等问题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在维护国安部分，最高检首先提到了新疆反恐，紧随其次的便是香港国安法。

同样依循于惯例，最高法、最高检报告都提到了存在的问题。周强总结了五个方面：一是司法能力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需求相比还有差距，实现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还需下更大气力。二是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存在不平衡不到位问题，审判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还存在短板。三是有的案件审判执行质量效率不高、效果不佳，存在机械司法、就案办案问题。四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複杂，彻底剷除滋生司法腐败的土壤还任重道远，少数干警司法作风不正甚至发生腐败问题，严重影响司法公信力。五是部分中级、基层法院办案压力大，一些审判领域专业化人才短缺。

张军同样总结了五点：一是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还需持续走深做实，一些检察理念、政策、措施落得还不实。二是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针对性不够，就案办案、机械司法等现象仍然存在。三是法律监督职能作用发挥不够充分，不敢、不愿、不善监督问题不同程度存在，基层检察工作仍然薄弱。四是统筹推进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不够。五是检察队伍教育、管理和监督需持续强化，专业化人才短缺，司法不公、司法腐败问题时有发生。

为了助力全力拼经济的总目标，同时给民营企业吃定心丸，最高法、最高检报告也以总结的形式对民营企业做出保证。最高法报告表示，“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发布优化法治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意见”，并连用了“三个坚决”——“坚决防止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坚决制止侵害企业家人格权的违法行为，坚决保护民营企业和企业家合法财产权益”，“对侵犯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的案件，加大监督指导力度，对错案一经发现、坚决予以纠正。”

最高检报告在这一部分内容略少，只言“做实对国企民企、内资外资等各类企业依法平等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把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合法权益保护落到实处。”

外界在关注这两份报告时，往往会集中于最高法、最高检点名了哪些人、哪些案件等话题，比如最高法点名了赵正永、孙立军、王立科、傅政华、刘彦平、赖小民、沈德咏，最高检提到了崑山反杀案、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案、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案、网上散布他人不雅照案等。此外，最高法对死刑的坚持——“对挑战法律和道德底线、严重危害群众和社会安全的罪行决不姑息，论罪当判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并核准死刑”，最高检对冤错案件的反思——“每一起冤错案件，检察机关都难辞其咎”、“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亦是人们转发关注的焦点。

过去五年，疫情三年占据了很大比重，对中国各方面的影响都不容小觑，但最高法报告基本没有涉及，最高检有一个段落提及如何依法有力服务疫情防控大局，并表示“突出惩治严重危害疫情防控秩序、严重危害群众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犯罪”，“起诉借疫情诈骗、哄抬物价犯罪从2020年5176人降至2022年197人，起诉制售伪劣口罩等防疫物资、不符合标准医用器材、假药劣药犯罪从954人降至192人”，“对拒绝执行疫情防控措施致病毒传播、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起诉542人；情节轻微的，不起诉167人，重在教育疏导，社会效果更好。”

事实上，经过疫情三年的全方位考验，对最高法、最高检来说，真正的挑战并不在报告里，而在于如何在疫后重建人们对法治的信心，以及如何及时回应社会面对于具体个案的追问与不解。

中国调整坚持了三年的严厉“动态清零”防疫政策后，社会面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一方面人们对法治极度失望，因为过去三年尤其是上海疫情开始，确实发生了很多人跌破人们常识和法律底线的事件，比如入户消杀，随意封控低风险小区等。《香港01》记者在与内地法学界和律师群体谈到这个话题时，也明显能感觉到他们的悲观、失望，甚至有法学家直言“无法无天”。

另一方面人们的法制意识空前高涨，这也是为何今年两会不少与法相关的提案能引发舆论极大关注的大背景。比如由全国人大代表、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第三次提议的出台《反网络暴力法》，再如由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律师朱征夫连续15年呼吁的取消寻衅滋事罪，以及由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出的关于取消对罪犯子女考公的限制，废除有关直系亲属、旁系亲属等有过被刑事处罚等处分而影响考生或被政审人政审的规定。

不管是《反网络暴力法》还是呼吁取消寻衅滋事罪，以及取消犯罪子女考公限制，这都不是今年才有的问题，前两项也不是人大代表第一次提出，为何今年可以引发广泛讨论，并接连上热搜？最大的原因在于，疫情三年尤其是后期确实起到了“全民普法”的实效，民众层面法制意识的提升经由今年的两会得以最大程度的彰显。这一点，确实如周强所说，“司法能力水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平正义需求相比还有差距。”

基于此，对最高法、最高检来说，换届之后需要面对的“需求侧”已经与以往不同，所以“供给侧”真正的挑战也并不局限于报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最高法、最高检报告每年都会做出的承诺，也将在接下来更加直接地以民众的愈发强烈的实际感受为标准予以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