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思想仍然影响中国

作者：林晓东

http://www.zaobao.com/forum/views/world/story20131225-292368

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从北京到香港，官方到民间，无数的中国人要举办轰轰烈烈的纪念活动。在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市，当地政府投资近4亿新元，建设12个重点项目。在无数中国人心目中，毛泽东的地位远胜于一位政客，他是当代中国的耶稣。在中国像经济学者茅于轼这样公开批评毛泽东，就像批评了一位宗教先知，会激起一大批拥护者的强烈愤慨。

民族主义已成为今日中共国家意识形态的核心，习近平将中国梦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口号。尽管今天中国大陆的拥毛者，常常也将毛泽东当作一个爱国伟人，毛泽东从来就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1920年，他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文章，主张将中国分成二十七块；后来他建立苏维埃地方割据政权；在1929年中苏边境战争中提出“武装保卫苏联”；1944年支持新疆三区革命（东突厥斯坦第二共和国），支持外蒙独立。

毛泽东和早期的中共领导人完全不需要民族主义作为遮羞布，他们始终在追求一个比中国梦更宏伟的政治梦想。这个梦想数千年以来都是一呼百应，那就是等贵贱，均贫富的共产梦。劫富济贫的罗宾汉主义，在国际上也能引起巨大的共鸣。从秘鲁的光辉道路，尼泊尔的毛派游击队，到世人意想不到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曼德拉，都非常崇敬毛泽东。

毛泽东思想与国际主流共产主义思想有很明显的区别，他不仅主张绝对平均主义，还有非常强烈的反智主义色彩。他公开宣称“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废除考试制度，鼓吹白卷英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流氓无产阶级”一词，曾作如下解释：“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而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却说出了惊世骇俗的一句话：“我这次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

平均主义与反智主义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中下阶层，都会产生无可抗拒的吸引力。

半世山寨国

毛泽东一生熟读《水浒》70年，他说这本书要当作政治书看，在书房和卧室里一直摆着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在中共八大上，他说：“李逵、武松、鲁智深，这3个人我看可进共产党，没人推荐，我来介绍”。1951年初夏，毛泽东让江西景德镇以水浒好汉的故事，专门定制一套瓷器，作为国家礼品赠送给斯大林。

水浒好汉们的山寨，正是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国。他一生中也极度留恋自已参与的井岗山这个山寨。他上台后大搞人民公社，用革委会代替各级党委和政府行政机构，让人感觉他的终极政治理想，就是要将中国社会打造成一个超级大山寨。

在中国这个深受儒家文化两千年浸濡的社会，毛泽东美好的山寨理想很难完全实现。在文革中，毛泽东反复地批判宋江，打倒孔子。因为宋江一手将他的梁山理想国毁灭了；儒家的精英政治、科举文化、家国伦理，都是毛泽东政治理想的致命死敌。

毛泽东的政治理想，后来在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国家实现了。柬埔寨波尔布特（波博）在毛泽东秘密筹划文革的1965至1966年，连续数月在北京居住，是毛泽东耳提面命的好学生。毛泽东指派张春桥帮助波尔布特起草“社会主义宪法”，全面贯彻那一套毛式山寨国的宏伟理想。波尔布特果然在柬埔寨推行比中国更左的政策。中国推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柬埔寨索性取消了所有城市，以暴力强迫全体市民下乡，废除货币，废除夫妻家庭关系，真正把柬埔寨打造成了超级山寨国。红色高棉的极左暴行，从1975至1979年的三年零八个月里，造成至少180万人死亡，而柬埔寨当年全国人口不过840多万。

中共左派著名元老陈云的党内地位仅次于邓小平，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建党有份，建国有功，治国无能，文革有罪”。在中国建国以后，只要是毛泽东心血来潮，用他那山寨政治头脑直接干预行政或经济管理，全国局面立即就是一片混乱：大跃进、文革这些残局，最终需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这些官员来帮忙收拾。

在1990年代以后，中国又出现了某些自称高举毛主席旗帜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管理方式，与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教义是背道而驰的，比如河南著名的南街村，其经济发展实际上严重依赖廉价的外来劳工，外来劳工的收入永低于本地村民的收入。再比如薄熙来在2007至2012年主政重庆时期，公开实行“对外开放高地”战略，仅2009年就引进了40亿美元的外资，总量居于中国中西部之首。薄熙来高举毛主席的旗帜，似乎另有政治图谋。

政坛的双刃剑

毛泽东思想在其身后近40年香火不断，但是毛泽东亲手设计的高层权力架构，却在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就土崩瓦解。1976年的四人帮垮台，并不是因为毛泽东的政敌如何强大，而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华国峰、汪东兴、张玉凤，同江青、张春桥这两个派系产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江青等人于1976年10月6日被逮捕。第二天，仍然处于政治“禁锢”状态的邓小平，才从女婿贺平那儿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为了防止窃听，邓小平全家六个人聚集在厕所里，打开自来水，聆听这个惊人的小道消息。

派别的内争，撕裂了毛泽东对身后的权力布局方案，邓小平终于在次年复出，并在1978年掌控中央全局。中共的政权从此由邓小平、陈云等各大派系官员平衡掌权，集体领导。毛泽东信任的华国峰、汪东兴、陈永贵等人被彻底逐出权力中心。

但是邓小平却不敢否定毛泽东思想，他担心会因此而否定了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邓小平在1960年代亲自主持了九评苏共的论战，给赫鲁晓夫贴上苏修的标签，他也不愿意人们将他看成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其实，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赫鲁晓夫早在1956年就否定了斯大林，却没有导致苏共立即垮台。

毛泽东思想是一把双刃剑。在毛泽东之后的几代中共领导人，都在全力推动私营和外资经济。根据2013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数据，中国2012年的基尼系数是0.474，而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发达经济体的基尼系数，都在0.24至0.4之间，比如日本是0.376、澳大利亚0.303、德国0.27、台湾是0.342，最高的美国是0.45。今日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出了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大国。在贫富悬殊的中国宣扬毛泽东的均贫富，反精英的政治理想，必然引起数千万人的共鸣，用毛主席体来表达，那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在1939年给斯大林祝寿时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今天中国庞大的拥毛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正是要利用毛泽东的极左思想作为造反利器，击破当前中共权力分配格局。而中共高层囿于政权合法性顾虑，只能坐视真假毛派势力在朝野间不断坐大，形成对现政权的强大压力。

从邓小平时代起，改革也是中共政权合法性的新源泉，但是时至今日，中共政权深怕政治改革会带来“和平演变”，对一切政改呼声如临大敌；另一方面却对毛泽东的暴力革命理论视而不见。中共高层深信，苏联的解体，完全是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造成的。却没有人注意苏联解体的直接诱因，其实是苏共保守派发动的八一九军事政变，导致苏共中央对全局失去控制力。在讨论政改风险时，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如果戈尔巴乔夫只推动经济开放，不作根本性的政治改革，保守派就不会政变吗？这个问题有赫鲁晓夫因政变而下台的前例；第二，如果保守派没有政变机会，苏共中央仍是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是否有能力平稳推进自上而下的政改？在苏联之后，亚洲的韩国，台湾和缅甸均实现了平稳的民主转型。

2009年，新加坡女作家林宝音询问，执政党如果在大选中失去政权，是否会动用军队？李光耀在回答中，引用了英国政治家拉斯基的话：如果我们的体制不允许重大变革，就一定会导致暴力革命。

许多中国人对《共产党宣言》的开篇第一句耳熟能详。这句话中spectre和haunt这两个词不容易翻译。当年中共政治局常委博古亲自动手重译。在官方政治教材中，这句名言有多个版本。1995年中央编译局的最终译句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自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治改革停滞不前。作为共产主义的山寨版，毛泽东思想再次在中国游荡。

作者就职于一家国际财产保险公司

平均主义与反智主义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对于任何一个社会的中下阶层，都会产生无可抗拒的吸引力。